孙书全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在我们共同庆祝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三十周年之际，广水市检察院检察长陈耀勤同志让我来讲讲重建检察院初期的历史，谈谈过去的情况，我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我不是建院的组织者，也不是第一批报到的先行者，而是重建第二年（1979年9月）由部队转业安置到检察院工作的参与者。算是早期工作者吧。因此，很多情况了解的不够全面，体验和感受不深，讲话难免出漏出错，请各位谅解，请老领导、老同志批评指正。
我想，在庆祝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回顾历史，重温往事，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庆祝方式。目的是：“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开创未来”。
我院（原应山县人民检察院）同全国一样，是在1978年开始恢复重建的，是在被砸烂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是在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建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形势下恢复重建的；同时，也是为适应“两法”实施的需要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而恢复重建的。
重建初期，可谓：“百废待兴，人手少，条件差，任务重，压力大”。但当时，全院干警人心齐、信心足、干劲大，敬业精神强，任务完成的好，初步打开了工作和建设的局面，为今后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恢复重建检察院面临“两大”突出的难题。一是要抓紧建设，迅速创造一个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二是要迅速开展检察业务，严格执法，依法办案。这两大难题，现在看起业，比较容易，但就当时而言，却不那么简单。“万事开头难”。
我来检察院时情况是“十几个人，间半房，7、8张桌子，二个筐，一个破柜装家当”。杨检察长在宿舍办公，姚、陈两位副检察长同大家挤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几个同志共一张办公桌，每人占用一个抽屉；黄小平同志独占半间屋，既当、会计、出纳、又兼收发、接待、文印、法警等职，可谓“一吸项十员”。他被迫享受半间屋的优惠待遇，因为公务和财务必须两分开。七、八张办公桌，五颜六色，高矮不齐，多数桌子是“残废”，不是桌面破裂，就是缺衬、断腿。三只腿的桌子用砖头撑着一用好几年。不用开抽屉锁，一份文书、资料就可以从裂缝中塞进屉子里。可见条件之差。起诉文书、结案报告要自刻腊板，刻重了破了，刻轻了不显。这样的办公条件，一直到后业“十三间屋”建成后，才有所改观。但没有彻底改观。吝检察长仍在家中办公，刘安猛检察长来后，还在二楼靠厕所的项上办公。半间屋，不透气，不透风，打开门窗，臭哄哄无法存身。各位副检察长分别在各自分管的科室办公，初创时期的办公室，又窄又挤，里面的人要出来，坐在外边的人要起立让路。那时，院里的经费特别紧张，为节省电话费，唯一的一部电话机要用铁盒子锁到，控制用电话，限制打长途。唯一的一辆旧武汉吉普，紧急情况下方可使用。用油严格按里程发油票加油。不留余地。有一次，我和杨检察长由广水返回城关车行至清水桥（检察院新办楼处）断了油。我们被迫在烈日下拦车求援，车一辆一辆擦身而过，没人理采。最后，还是司机韩忠华拦住新华书店的一位女司机再三恳求，才施舍了1.2公升油我们，这才免强将车开回城关。那里，办事、办案主要靠步行，长途跋涉是常有的事。近60岁的黄德恒科长，三伏天，中午从泉口步行到余店马鞍，在山间小道上步行几十里赶往办案地点。那时，工作中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刘世英主任，许家田科长，几乎是一天到晚加班加点的工作，给一帮年青人树立了爱岗敬业的榜样。后来，检察院陆续配备了几辆自行车，改善了在县内办案的交通条件。因此也就有了“武工队”和“车子骑人”的故事。
“武工队”是指各科室为集中力量解决难题，集体现场“会诊”，组织多名干警集体骑自行车下乡办案。这种一群人骑车下乡的现象，我们戏称“武工队”，就象武工队员一样，集体冲锋陷阵，投入战斗（这也是困难形势所迫）。有一次起诉为解决刘店“闹丧”案件中的难题，组织全科男同志一起骑子去案发地调查取证。35里山路，大家象武工队员一样骑车前往，下午三点多又一溜人骑车返回城关，中途又饿又累。无奈，大家将车靠在路边，集体在树林里趟着睡了觉，傍晚才骑车赶回城关。那种既辛苦又浪漫的生活，至今回味无穷。
“车子骑人”是指下乡办案，感到交通不便，不能骑车的地方要扛着车子前进。我曾和吴效明扛着车子翻越干渠道，踏田埂，从西三里棚到北望城岗办案，也曾和刘少元所长由高楼扛着自行车来十几里泥潭到关庙龙泉方向调查核实证据材料。雨后的机 路，给拖拉机一压，就象犁了的水田一样，泥巴埂子高半尺，车子寸步路移，只有扛着“车骑人”艰难的去完成任务。
那时候，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还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或者典型让人难忘，回味无穷，最典型的有“黄鸡公”、“半边户”、“鸽子笼”等等。
“黄鸡公”。许多同志都知道，这是黄德恒科长的外号，也是大家对他的尊称。黄科长原来在公安工作时，就是有名的老积极、老模范。早上五点半的头班车下乡办案，他半夜三点钟就把同行的人喊起来去车站排队等车，故得名“黄鸡公”，戏称他“半夜鸡叫”。快60岁的黄科长调检察院后，工作作风仍然不改，每次下乡办案，他还是“半夜鸡叫”早早地喊人起床去车站等车。因此，他的“黄鸡公”在检察院越叫越响，越传越广，大家都深怀敬意，为他过硬的工作作风所感动。
“鸽子笼”是指建院初期，检察公用了七万元建造了一栋三层三十间房的简易办公、住宿混合楼，内部结构非常简单，直起直来，就象“鸽子笼”一样，虽说简易，但它是个奇迹，七万元建一栋楼，不可思议。就当时来讲，“七万元”只够买一块地基，可况建一栋楼呢？那么这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回答很简单，奇迹是靠全院十几名干警，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精打细算，用双手和汗水干出来的。检察长们，办公室的同志跑经费，跑领导（请示回报）。争取县领导批了一块靠监狱的宅基地，联系驻军给予车辆援助，节省了全部材料运费，全体干警当小工，搬石头，御沙子，拌水泥，挖基脚，搭跳板。放下案子，拿工具，出了办公室，进工地，检察长和干警一样干，男同志和女同志一样干，热情极高，劲头十足，郭振海、曹建除干体力活外，还兼职电工、水管工、一天到晚干在工地上。就是这样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硬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一栋楼，这不能不说是奇迹，楼虽然简易，但很适用，初步解决了全院干警的工作和生活问题。至此，检察院才有了自己的“窝”、有了自己的工作空间，改变了“赤贫”状况，有了充足之地。我们现在的住房和办公楼是在那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请大家不要忘记。
“半边户”，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建院初期，许多干警的家属还在农村，单靠干警几十无钱的工资，养活不了在农村生活的老婆孩子。因此，家属、老人仍然要留在农村种田劳动，解决生计，象这样的人很多，如魏科长、李科长、吴科长、王成华等等，都是“半边户”。我们的这些同志，既要忙于办案，又要抽星期日回农村帮忙劳动，解决家庭生活问题，缓解家属们的生活压力。那时，只有一个休息日，星期六下班后，他们骑车回去，星期一早上赶上班之前返回机关。他们没有半天休息的时间。家属们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有她们的贡献，没有她们的支持，检察院不会有当时的局面，可以说，检察院的建设和发展“半边户”功不可没，军功章里，有检察院干警家属们的一半。
检察院重建初期，乃至后来一段，动人的故事很多，我略举一、二，更多更好的东西，留作将来院志记载。请大家共同提供。
重建时期，检察院迂到的第二大难题，是要迅速严格依法办案。要迅速进入检察角色，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因为“两法”试行和施行迫在眉提不容迟缓。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检察院重建时期，正是“两未能”颁布试行（1979.7.1）施行（1980.7.1）的阶段。
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更要走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前面，不仅要学好法律，掌握好法律更要运用“两法”去监督侦查和审判活动，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
“两法”的试行和施行是个新课题。过去的办案是依据政策和条件，形象点说是拍桌子办案。没有法律依据和程序。重建时期，要严格依“两法”办案，一些“老政法”也感到不适应，真是老兵迂到新问题。显然对我们大多数来自各行业的新兵来说，更觉得难上加难。
面对这难上难的局面，我们全体干警没有痿缩，没有后退，而是知难而上，勇往直前。我记得80年初分科室全面开展检察业务时，杨检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分别谈话，分配我到起诉工作，当时我一听，脑袋一翁，心里直慌，我深知起诉工作在当时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当时检察院主要业务工作是批捕、起诉。而起诉工作又是检察院的门面，是检察工作的重中之得。起诉工作，不仅要把案子办清（准和实），还要到法庭上把案子的事实、证据、法律依据说清，要与熟悉法律的律师对簿公堂。尤其是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刑事案子要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除三类案件之外），起诉到法院之后，法院要出公告指定时间地公开审理，多数案子要请辩护人或律师，有的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公开”和“律师”出庭，是对公诉人的最大压力。弄不好就会在庭上出“洋相”。我们叫作“长壳”依照“刑诉法”规定公诉人代表国家出庭公诉，当败诉，或者出庭效果不好。那就会影响检察机关的形象，个人也会丢面子。所以说“起诉”工作是个繁重而又担风险的工作，吃力不讨好。怎么办？一个转业军人是进还是退？我选择了前者，坚定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向杨检察长表态。虽然起诉工作没有现成的路，易见困难重重，但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顾和其他分配到起诉科工作的同志一起摸索着走，趟出一条路来，为后来人开辟了条通道。我分析我到起诉科工作的长处：我在部队当过多年宣传、文化、干事“，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关往，天会鼓掌”公开大型场合出头露面，是我的强项。但是法律我不熟，办案没有经验是我的弱势。因此，我只有尽快的熟悉法律，办好案件，才能掌握庭上的主动，攻克“出庭”难关，指好起诉工作。
当时，各科室的工作也很繁重，工作压力很大，都面临新的课题，新的困难。但大家都迎难而上，打攻坚战，迅速打开了各自工作的新局面。
重建时期，为了解决严格执法的问题，全院范围办迅速采取了一下措施，首先抓学习。参加上级检察机关组织的业务集训；参观史弟县市的庭审现场。二是老政法（黄、姚、许魏、等）干部的传帮带，许多老同志的警句，我至今牢记在心，如陈检说办案是件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换位考虑。如果你没有犯罪，而将你投到监狱中一天，你想是什么滋味啊，限制一天的人身自由是多么难过。啰嗦语重心长，受益不浅，他说明了很深刻的道理，“办案不得半点马虎，必须慎之又慎”。姚检说：你把人家错捕、错诉、错判了还可以改正过来，你办的案子把人家的脑袋借杀了，你怎么再起来。你看这话分量该有多重，老政法的传帮带为我们迅速熟悉办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三是大胆实践在办案中学习法律，在学法中办案。刚开始我们都抢着去给老政法提讯被告作记录，学习他们怎么问，问什么？重点在哪里，把别人的经验就成自己的收获。大家抢着办案，抢着办大要难案。那时有一种说法叫做“修车要修破车，才能学技术，办案要办大要难案，才能学法律”。我看现在也还适用。四是互相学习，当时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吴效明分在起诉科，我们向他学习法律，理论与他讨论疑难问题。我们组织疑难案件的讨论，“三个臭皮匠，项个诸葛亮”，集思广益，集中在家的智慧，破解难题，有时组织集体“会诊”，突破难点，重大疑难案子，我们参加出庭公诉之前前，组织摸拟法庭自导自演。提前预测和解决庭审中要迂到的辩护难题。有时在讨论中，大家争的“脸红脖子粗”，忘记了下班吃饭。精心制作起公诉词。有时为一份起诉书中的一个字，要反复推敲搞“准”为止。五是积极参加检察电大学习，系统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六是刻苦自学。这是主要方法。我们很多同志坚持积累法律资料，把报纸上的法律评论，案例，名词解释，剪辑下来，用作办案时参考。当时，每星期只有一天休息，我每周日利用上午的半天在工人俱乐部剪辑报纸，先后收集厚厚的一册，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重建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边学习、边实践，认真办案，严格执法，办理了一批大要疑难和有影响的刑事案件。提高了检察机关的知明度，（84年初吝检讲，一个身德干部局，检察院是个么单位，是不是检查计划生育的。群众不了解）有力的配合公安、法院实施“两法”，履行了法律监督职能。较好地完成了执法任务。
下面我讲几个典型的实例，说明具体的执法情况，供大家参考。
1、“瞿国勇杀妻案”，不批捕瞿国勇。没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形不成环链。
2、“赵贵明伤害案”。不起诉赵贵明，伤害后果轻微不构成犯罪。
3、李付友等四人逼婚，强奸案，不起诉，四被告无罪释放。作为证、办案人行刑逼供，截留客观证据，不符合强奸特征。
4、杨存全激奋杀人案，起诉追究杨的刑事责任，宣传了法制、教育群众惩治了犯罪。
总之，一句话，让我们在市委、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和指导下，紧紧团结在院党组周围，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去开创我们检察事业和检察院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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